人口老龄化加速 台湾难解“医荒”困局

台湾年轻医师少，医师人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引发关注。

工时长、手术风险高、医患纠纷多、收入低、年轻医师少，台湾医师人力不足，医师人力荒问题日渐显现。随着近些年台湾人口老龄化加速，“医荒”问题愈发引起社会担忧。

“医荒”问题 日益突出

台湾卫生研究院在其最新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预计到2022年，内科医师不足人数将达到3527人，外科和妇产科分别缺1519人和216人，儿科最多缺额361人，急诊人力短缺将达到604人。

台湾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熊昭认为，作出这样判断的重要依据是台湾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台湾有关部门今年4月份发布统计数字，截至今年3月底，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05%，宣告正式进入“高龄社会”，并且预计8年后突破20%，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每年培养的医学系毕业生大约有1300名，而老年人口却是以几乎每月1万人的速度增加，对医师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内科。”熊昭说。

老年人最常出现的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都需要到内科就诊。据测算，65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到内科门诊的就医次数合计为37.93次，是30至50岁人口的5倍。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内科的看诊压力最大，也是医师人力荒的重灾区。熊昭透露，台湾内科医师招收率2012和2013年只有六成。自2013年起每年补助五大科年轻医师12万元（新台币，下同）后，内科仍然只有八成招收率，新增医师数量难以满足现实医疗需求。

相比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台湾山地离岛地区的“医荒”现象更为严重。花莲县玉里镇慈济医院医师李晋三每周需要搭车下乡出诊一到两次。“山地偏乡医疗资源有限，有的居民要看个门诊至少得坐2小时的车，他们来不了的话就只能我过去了。”李晋三说，台湾山地离岛地区，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是全台平均水平的1/3，部分地区的医民比甚至能达到1∶4300。“其实整个台湾东部地区医师招聘都很困难，年轻医师不愿来，我们只好继续做下去。”让年届七十的李晋三最感担忧的是偏乡医疗事业后继无人。

的确，就诊患者的年龄在增加，医师队伍也在老化。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台执业医师年龄，其中60至69岁数量从2015年的5765人攀升到2017年的6180人；全台60岁以上医师占医师总量的比重从2013年不足15%增加达到如今的17%。在医学生招生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医师老龄化必然持续加深。

“高危”过劳 冷热翻转

比起医师总量的不足，年轻医师队伍的结构失衡更令人担忧。

在台湾，医学系毕业生进入医院一至两年就要开始选科，向专科医师深造。选择哪个专科，是年轻医师们在求学时期就极为关注的话题，网络上甚至总结出了所谓的选科“口诀”：“一皮二眼三耳鼻，四射五精六病理，七复八尿九家医，还有放肿和核医。”

看到这份选科“口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外科部部长郭耀仁摇头苦笑。在他当年选科的时候，皮肤科是绝对的冷门，许多医学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科医师。“现在年轻人一开始好像也有满腔的热血想要来外科，但是目前许多医师对此很犹豫。”53岁的郭耀仁如今依然是医院口腔癌的主刀医师，这种手术耗时耗力、技术难度极高，却只有少数年轻医师愿意跟他学习。“内外妇儿四大科承担了超过八成的诊疗任务，如今却沦为年轻医师选科的冷门。”郭耀仁谈起现状颇为唏嘘。

作为重症医疗的主要科室，小到感冒大到肺癌，与“呼吸”有关的疾病几乎都属胸腔内科的范畴。然而，据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统计，参加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考试的人数，从平均每年近80人，锐减到2016年的38人、2017年的19人。

“胸腔内科的诊所开业医师非常少，选择这个专业，等于要一辈子待在医院加护病房，而加护病房往往是医院最赔钱的部门。”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孟志直言，由于现行健保给付制度的缺陷，胸腔内科医师的收入在内科中都垫底。

台北长庚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李智晃担任急诊医师15年，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是家常便饭：“午餐一直到下午3点才吃，晚餐常常根本来不及吃，这就是急诊的不确定性，只要病人来我们就必须处理。”李智晃坦言，对急诊的辛苦，同事们都有心理准备，但频繁出现的医疗纠纷和医疗暴力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根据官方统计，全台医疗暴力从2014年起持续向上攀升，由207件上升到2017年的353件。

台大医学院麻醉科教授王明钜处理过很多医疗纠纷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后诉诸法院判决。在台湾不到5万的执业医师中，每年有约500名奔波于法院和检察署之间的涉讼医师，大部分出自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五大科。“当被告最大的困扰不是入狱或被判赔偿，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医师精力和热情的损耗。”

对策虽多 落实尤难

为了解决五大科医师荒问题，提升医疗品质，台卫生部门研拟了大大小小多项对策，其中尤以“医师全面纳入‘劳动基准法’”和“医疗事故及争议处理法”最为引人关注。

按照台湾卫生部门的规划，所有医院受雇医师将于2019年9月全面纳入“劳动基准法”。如此，医师每周工时将降至80小时，且排班间隔至少有11小时。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医师过劳问题是否可行？嘉义基督教医院工会理事长赵麟宇医师直言：“条文隐忧很多，在现有条件下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按照台湾卫生研究院的测算，如果医生每周工时降至80小时，在医疗品质不变的情况下，光是教学医院就需要增加900名主治医师，计算全台湾的缺额只会更多。卫生部门负责人虽说要建立严格的评鉴制度督促医院落实“劳基法”，但基于现有人力，赵麟宇并不相信评鉴制度能让医院遵守“劳基法”。“符合规定的排班表医院肯定能做出来，但医生该加的班还得加。”

同样让人失望的还有协助解决医疗纠纷的“医疗纠纷关怀小组”。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董事长刘淑琼在调查中发现，2015年“生产救急条例”明文规定医院应成立的关怀小组基本“有名无实”，“医疗纠纷中的病患和亲属接受此项服务的比率从2015到2017年，由17%仅增至18%。”

最让刘淑琼感到不满的是，医疗纠纷中，医院往往把责任推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正在审议中的“医疗事故及争议处理法”，居然继续让医护人员作为纠纷调解的主体。“和病人签署合约的是医疗院所，拿钱的也是医疗院所，为何责任却都归给医师个人？”她主张应要求医院给涉及医疗纠纷的医护提供关怀与员工协助方案，保障检讨错误及通报医疗事故的基层医护可免于究责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