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中国人口基数奠定 商朝时形成多子思想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有关人口问题。

 

商： 开始形成长寿、多子思想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为了解决内部纷争和摆脱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威胁，多次迁都。尤其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徙。为了迁徙的顺利进行，盘庚制定了严厉的政策。据《尚书·盘庚》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之，无遗育。”即在迁徙过程中，盘庚将对叛逆不逊、诈伪奸邪、犯上作乱者，轻者割掉鼻子，严重的将处以死刑，灭绝其全家；而对听话服从的良民，则将在新都城“永建乃家”。

商朝开始形成长寿、多子的思想。商代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吉祥语。

周： 重视人口管理

周朝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记载，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戎氏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准备在大原(今甘肃固原)进行人口调查，补充兵源。但大臣仲山父反对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理由是：王室受到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进行人口调查，其实是公开示弱，会让诸侯们轻视而不亲附。王室可以通过相关官员，秘密掌握人口数字，不必再进行公开的人口普查。

西周也和商朝一样，流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周代的歌谣中，关于子孙繁昌的祝福很多。《诗经》中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汉： 人口锐减，鼓励生育

秦朝的人口约为2000万人，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汉初，人口下降为1200万人。汉惠帝、吕后两朝，实行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汉惠帝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民间女子15岁到30岁未出嫁的，要罚款5算(120钱为1算)。

到汉文帝时，天下富裕，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小米一石(150斤)只要10来钱。到汉武帝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富家足。国家粮仓里的小米，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在仓库外；国库里的铜钱，累积成山，穿钱绳都腐朽了，无法计算。

到汉平帝时，全国人口约为6000万人，但人口分布不均匀，陕西关中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次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长江以南的人口依然稀少，边境地区更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汉朝把罪犯、贫民和豪强势族，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上王莽改制失败，导致战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

到东汉光武帝时，全国人口只有2100万人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安帝、汉顺帝时，人口才又达到约5000万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天下乱。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在战乱、饥饿与瘟疫的摧残下，到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000万左右。

晋： 大动乱与大迁徙

泰始元年(265年)，三国归晋，天下重归统一。久乱之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太康元年，人口达1600万人。

但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出现八王之乱，黄河流域又成战场，关中地区出现大饥荒，大量百姓流亡外地。据《晋书记载》，296年，略阳、天水等6郡(今甘南)10多万人经汉中逃入四川求食；河东、上党等地(今山西)10多万人，逃亡到南阳(今豫南)一带；四川有10多万人流入荆湘(今湖北、湖南)；并州(今山西)，有几十万人乞活于冀州(今河北)。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流民聚集在一起，和当地政府、土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动辄死成千上万人。永嘉四年(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蝗灾，草根树皮被吃光了，接着发生大瘟疫。中原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已成地狱。

北方、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由于气候变冷和汉族政权的腐败虚弱，纷纷南下农耕地区，争夺生存空间，发动反晋战争，开始了五胡乱华时期，从此黄河流域出现空前的大混乱、大破坏、大屠杀和大饥荒，国家又陷入长期分裂的局面，到处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为了躲避战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平民，纷纷向比较安定的长江流域迁徙。从五胡乱华到刘宋(307年-477年)，北方南迁的人口至少有90万人，以现在的苏、皖、鄂、湘、川等地区为移民的中心区域，尤其以江苏地区接纳最多，达26万人。从此，长江流域得到开发，经济水平开始赶上黄河流域。

隋： 人口大起大落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恢复、发展生产，大力兴修农田水利。隋炀帝即位后，汇通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济渠、邗江、永济渠、江南河等水系，有交通、灌溉之利，促进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对人口的增加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609年，据《隋书》记载，全国有4600万人，比南北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江南地区和陕西、河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

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屡次进攻突厥、高丽，还大兴土木。611年后，天灾频繁，百姓死于战乱和饥荒的很多。据《通典》记载，唐初武德年间(618年-626年)，人口锐减，全国只剩下1100万人。其中损耗最大的是黄淮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区。

唐： “婚育状况”成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年，即627年，他下诏书要求地方官奖励民间婚嫁，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连同寡妇、鳏夫，都要结婚生育；对于无钱娶妻的光棍，亲戚和乡亲中的富人必须给予资助，并把“婚姻及时、鳏寡数少”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天宝十三四年(754年-755年)，唐代人口达到高峰，这段时期人口的剧增，除了政府奖励生育，境外人口的归附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天宝年间，人口估计在6000-7000万之间。

从地域分布看，黄河中下游仍为重心，户口分布最密；江南地区户口仅次于黄河中下游，已超过淮河流域；秦汉时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户口已渐衰落；南方沿海地区，尚未很好开发，户口稀少。

宋： 人口再次大规模南移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4700万人口，后突破1亿大关，据历史学家漆侠推算，此时最高垦田数是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超过前代，即使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能逾越。在地域分布上，长江流域人口已占绝对优势，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是因为，南方农田水利得到发展、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当时长三角、江西、湖南、四川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地带，是稻米的主产区。高产良种占城稻的输入，踏犁、秧马、水车等先进农具的使用，圩田、沙田、山田的开辟，捍海塘的修筑，导致粮食产量不断增长。苏州地区，平常年景，亩产大米两三石(300-450市斤)。两广地区的水稻一年可两熟。粮食的增加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黄河流域水灾的泛滥，开始于唐末，五代统治者屡次掘开黄河，以水代兵，作为克敌制胜的手段。到了宋朝，黄河下游一两千里的河床多次改道，酿成巨灾。北宋政府治水不力，越修越坏，导致北方水利网遭受严重破坏，在频繁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下，社会经济日益破败，人口自然衰落。

北宋末的1126年，金人南侵，汴京(今开封)被攻占，金人所过之处，大肆烧杀抢掠，留下一片废墟，人口遭受极大摧残。1127年，宋室南渡，北方士民也随之大批南迁，迁居长江、珠江流域，这是继西晋末年之后，我国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

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全国(含金国)当时登记人口达8000万人，南北人口实际总计1.2亿。

元： 人口南稠北稀格局形成

元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人口约为6000多万人，最高人数为8500万人。

由于蒙古军官多掠人为奴，动辄千万计；蒙古贵族、僧侣等又任意圈地为牧场，动辄千顷；导致北方百姓大量南迁。元代南北户口，为10:1，长江流域江浙一带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多达91人，而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多的是行中书省，为10人，其余均在10人以下，少的甚至只有1人。

中国人口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在宋元时代已经形成，经济重心南移，至此完成。

明：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下南洋

据吕振羽、何炳棣、葛剑雄等学者考证，明代人口就已经突破1.5亿大关，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已达1.97亿。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也不超过4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明代重视开发大西南，鼓励移民，因此云贵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但明代人口流动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南洋(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及澳洲等处)的海外移民。据张锡纶估计，明朝下南洋的人口至少有50万左右，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些下南洋的人大多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多因国内生计艰难而出国谋生，因为逃避械斗、政治迫害出国的比较少。

从1405年到1432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历30多个国家，其中占城(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境内)、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境内)等23国属于南洋范围，当郑和前往时，华侨在这些国家已经很有势力了。

中国人移入菲律宾(吕宋)的很多，宋代就有记载。明朝移入菲律宾的更多，华侨为菲律宾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明朝、清朝多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

清： 人口突破四亿

清沿明制，赋役根据人丁征收，对人口编审十分重视，规定每3年(后改为5年)，“逐甲、逐里审察均平”，也会进行人口登记。

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此外红薯、玉米、蚕豆、花生等高产农作物的传播、推广和双季稻在江南地区的栽培，补救了粮食的不足。可以说，当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其初基是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人口大发展时期奠定的。

从清代开始，关内过剩人口陆续向东北各地迁徙(俗称闯关东)。有的整座城均为移民所创居，如辽阳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准噶尔部、回部被平定，天山南北归入中国版图，定名“新疆”。关内人口大批移入新疆。嘉庆十三年(1808年)，迪化州(今乌鲁木齐)境内的人口比乾隆四十年(1775年)增加了13倍。另外，清初湖南、湖北地区流入四川、云南的人口也有一定的数量，山西人迁移蒙古地区的也不少(俗称走西口)。去暹罗(今泰国)的也很多，不少人在暹罗做了官。

总之，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人口管理，基本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呈螺旋式上升，庞大人口初基在清中叶奠定；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人口分布格局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从明朝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充实边疆的移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