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缓解消退的人口红利

因为疾病，王景灿的老父亲不久前离世。尽管有哥哥、嫂嫂和媳妇一起轮替，但病榻前整整一年的尽孝，仍然把王景灿整个家族累得人仰马翻。

“等我们老了、病了，唯一的儿子怎么照顾我们呢？”今年41岁的王景灿不禁发愁起来，“经历了这一场，还是觉得孩子的事，一个不够，两个刚好。”

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全国20-44岁已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3，但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全国的实际生育行为仅保持在1.47这一低水平。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放开“全面两孩”政策，这给王景灿这样的家庭带来了更多希望。专家认为，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通过政策调整鼓励和刺激生育行为，全面缩小其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已成当务之急。

延缓“高歌猛进”的白发浪潮

 

“从年轻化到老龄化，西方发达国家用了1个世纪，而我们只花了30年。”原浙江省计生委主任，首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徐爱光说。

早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就呈现持续下跌趋势。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2.1的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晚婚晚育和人口城镇化是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

郭志刚以“六普”人口结构为基础的人口测算表明，未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急剧增加，大约每10年就增加1亿，大约在21世纪中期达到最高峰，约为4.8亿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人口专家蔡昉说，通过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国人口生育率，对推迟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意义重大。他说，有研究者估算，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后达到最高点时，老龄化率可以从43.3%降低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实却把老龄化进程延缓了15年。如果生育率可以进一步向替代水平靠近，这个效果则更为明显。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日前透露，经过综合分析，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大约有9000多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超过35岁，40岁上下的各占一半，城乡比重差不多。“我们预测，未来几年，出生人口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预计会超过2000万人，这些都是有预期的，也是可以应对的。”

追回渐失的人口红利

蔡昉说，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研究发现，在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出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人口红利。

可是2000年之后，情况却急转直下。总部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丝绸之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丝绸制造业企业之一，去年丝绸制造行业销售总收入达7.5亿。可董事长凌兰芳却忧心忡忡：“上个世纪90年代，40岁以下的女工占到工厂总人数的50-60%，可现在40岁以上的人群却占到了70%。”

从上个世纪的“解决就业”、“一起抱团做到退休”，到如今的后继无人。身为浙江省丝绸协会副会长的凌兰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一家企业，这也是目前全国纺织行业在劳动用工方面面临的普遍状况。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至少三四百万。“从2005、2006年开始，各大织绸厂开始陷入不断走人不断招人的怪圈，现在，30岁以下的女工几乎成为断档。”

如果长此以往，大量丝绸企业可能会面临关停窘境。“要不就是千方百计机械化和技能化，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纺织水平，要不就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整个行业的衰退。”他说。

事实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招工难已是大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每年百万计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正在危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江西一家服装企业负责人说，工厂如今更多地向县区一级延伸，有助于招工。但企业用工成本也成倍上升，如今员工平均工资在3500到4000元，相对8年前至少翻了一番。

“每年有80万外来人口在支撑湖州的劳动力市场，现在中西部劳动力回归，招工难正在显现。”湖州卫生计生局副局长徐林财说，为了应对危机，浙江正在大力倡导“机器换人”。“可很多行业，如建筑、轻纺是无法完全用机器替代的”。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相继采取了吸引留学生、引进外来人口来务工的方式，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持续下降，或许未来中国也将成为劳务输入型国家。”杭州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彭伟斌说。

专家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压力，调整劳动力结构，缓解我国人口红利消退的速度，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规律显示，每一次人口出生高峰之后，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社会学问题专家廉思表示，少年强则中国强，年轻人群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梦想和激情的激励下，他们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最大推动力。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提出，全面放开二孩，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供应和消费市场都扩大，但也不能忽视，这一部分人群的出生成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对于当前已经紧绷的资源环境意味着更多的压力。新增人口“红利”，需要先熬过这一过渡时期。

警惕日渐低迷的生育意愿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全国有近82%的已婚育龄人士理想子女数为2。但记者采访时发现，在具体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

“人们由生育意愿到实现生育行为这一过程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最终的行为结果远少于此。”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学院教授张原震说。

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避孕效应”。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对于农业人口有同化作用，女性价值逐渐凸显，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不断被改变。

抚养成本也对生育意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物价水平的上涨，孩子成长、养护、教育成本的提高都限制了生育量，这些生活的压力让生育选择更现实更理性。”张原震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现实环境的制约，育儿成本的提高，让很多年轻人不会盲目生育。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直接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在上个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机关单位和企业家家都办幼儿园，没有的也想尽办法帮助解决孩子的照料问题。可如今在上海，95%以上的3岁以下儿童只能依靠家庭抚养照顾。观念的转变以及我国长期推行的晚婚晚育政策，也使得人们的婚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年迈的祖父母辈无力帮助抚养下一代。许多人为此直接放弃了生育政策内二孩的计划。

在温州一家机关工作的王燕坦言自己不想再生。她说：“过去带孩子只求吃饱，现在带孩子希望他成才。在温州，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大学毕业，没有100万下不来。”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职业发展诉求也起到了抑制生育意愿的作用。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数量就越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就业岗位，不少家庭不得不面临孩子嗷嗷待哺和事业打拼之间的矛盾。而生育本身也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隐性就业歧视。

“一些企业为节省成本而缩短产假的投诉每天都有，一些女性职工成功休完产假后又面临降薪调职的问题。”河南省驻马店市妇联办公室主任蔡静说，这些都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此外，受环境污染、晚婚晚育等因素影响，实际生育能力也远远低于生育意愿。

“通常来说，生育意愿的下降是缓慢的过程，但生育行为的下降是快速的。”张原震说，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会终止生育行为，但并不意味着生育意愿的立刻改变。

儿子的一场肺炎，让32岁的河南人刘阳和妻子改变了尽快生育二孩的计划。“真的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第二个孩子了。”刘阳说。

我国自2014年起陆续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此前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表明，60%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二孩。但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45万对申请再生育。山东威海市符合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社区，符合政策61%的人表示想生育二孩，但实际申请不足25%。

专家认为，生育意愿的降低拉大了与行为之间的剪刀差。当社会低生育水平的行为模式是人们的理性选择时，生育意愿和行为之间的背离还会延续，这种背离将直接影响生育水平的走向。

如今，让专家们担心的是：去年起正式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出生人口数井喷。2014年因新政出生的人口仅为47万，远低于每年新增200万的预期。

更让人忧心的是，目前我国的年出生人口在1600万左右，加上人口新政年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左右。但未来10年间，24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降至4116万，这意味着10年后即使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将萎缩接近一半。

“最大程度地缩减老龄化人口和出生人口的剪刀差，通过政策引导，合理激发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将人口结构由目前的倒金字塔型慢慢引导到未来最为理想的橄榄型，才是政策的价值所在。”浙江省卫计委副主任王国敬说。

应再出台政策鼓励生育

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来刺激生育意愿，维持人口结构合理已势在必行。不少专家认为，小幅度的政策补偿生育收效甚微，应加快缩小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政策不能再纠结于双独、单独和非独层面。

“‘单独二孩’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所带来的进步无疑值得肯定。但作为生育刺激政策，它的力度并没有达到社会各界原先的预期。”张原震说，在保持人口适度低增长的同时，也要警惕低生育陷阱。

专家认为，从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来看，1980年以后的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即使全面放开，也达不到人口的正常更替水平。

还有专家建议，可在必要时出台措施鼓励生育，尤其针对一些生育意愿低迷的地区，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儿童福利，延长女性职工产假，承担女性产假期间工资福利，分摊企业用工成本等方式，缓解女性选择生育的后顾之忧。”湖州市妇联副主席梅会珠说。

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一旦下降到1.4左右的水平，即便采取刺激措施也很难回升。“北欧等一些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低迷，虽然孩子生下来的所有费用都是国家包干的，但大家还是不想生。”浙江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敬说，“把人口降下去简单，但想要提上去，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从事了30多年计生工作的河北省承德市计生委发展规划科科长王继国甚至建议，不仅要放开全面二孩，国家还应在5年内出台奖扶二孩的措施，并在10年后修改婚姻法，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到18岁，尽最大可能激发生育意愿、刺激生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