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脱贫战：五年后再无贫困人口

五年后中国再无贫困人口

[封面故事]中国脱贫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王红茹 董显苹 夏一仁 ●李开南 上官丽娟|北京、江西、重庆、甘肃报道

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一项举世罕见的脱贫计划：未来5年内，使7000万人脱离绝对贫困。

据统计，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重点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有西藏、甘肃、新疆、贵州和云南，贫困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有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

按照的要求，这7000万贫困人口必须全部如期脱贫，一个不能剩。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平均每年要减贫超过1000万人，每月减贫接近100万人。

从中央到地方，已然进入了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11月23日，中央召开了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央严令，要求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还要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查问责。

5年时间，7000万人脱贫。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啃硬骨头”的攻坚战，更是一场影响世界的伟大战役。

亲自推动“精准扶贫”

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十八大后，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力度空前，皆是由高位推动。

在的从政生涯中，对于解除贫困，他有着持久、深刻的思考。说， 40多年来，他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他花费精力最多的工作内容。他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足迹踏遍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的第一本个人专著，记录了他在曾主政的闽东地区对如何早日脱贫致富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

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和二版发表了万字长文《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写满了他对扶贫问题的长期关注、思考和忧心。

当选后，他在国内考察的第一站是改革前沿深圳，第二站就来到了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据统计，十八大后，每年国内考察的第一站都是贫困地区：2013年是甘肃特困地区；2014年是内蒙古民族地区；2015年更是将扶贫工作作为调研重点，第一站是云南，第二站是延安。

而在2015年的六次国内考察中，有三次主要涉及扶贫。尤为重要的是，6月考察贵州，专门就扶贫工作召开座谈会。他亲自带领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个省区市的书记深入当地的贫困县调研。这样调研考察的规格和形式在中国的扶贫历史上极为罕见。

贵州之行的考察成果对后来的脱贫决策影响甚巨。

要求扶贫开发工作做到“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正是在贵州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

据刘永富介绍，也正是在贵州，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按照现有标准，农村人口要全部如期脱贫，所有的贫困县要减贫摘帽。

贫困县官员：面对“最好的扶贫环境、最严格的考核”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已经有过世界上最为瞩目的减贫成就：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汪三贵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

刘永富总结称，中国扶贫最大的经验是党的领导。

像中国这样在政治上高位推动，刘永富认为，在国际上恐怕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

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主要力量是——党政机关、单位定点、东西部对口、军队武警支持，现在还要进一步动员非公经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参与。

据悉，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已派出几十万人，组成驻村工作队，下派到12.8万个贫困村，基本实现了对贫困村的全覆盖。

仅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截至目前，赣州市共下派66651名干部去帮扶。厅级干部帮扶5户，县处级干部帮扶3户，科级以下干部帮扶2户，如此全覆盖。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室主任黄建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帮扶的干部随时会被抽查，‘你知道你帮扶的对象是谁，他的电话是多少？’”

来自中央部委的帮扶力量也十分强大。据黄建平介绍，39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州市18个县（市、区），带来了150个项目、42亿援助资金。

例如，国家发改委安排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中央预算内投资76.35亿元，批准发行企业债券54亿元；国家审计署压缩办公经费115万元支持对口帮扶单位会昌县的建设，并捐献联合国机构审计经费及审计长刘家义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期间个人薪酬，共计3000万元，用于会昌县成立教育扶贫基金等。

黄建平说，“不光是帮扶，中组部还从国家部委选派了2名司局级干部、37名处级干部到这儿来挂职。”

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蓝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感受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扶贫环境，“中央高位推动，形成了大幅度、全方位的扶贫格局，从各部委到军队都在地方扶贫，这是最好的扶贫环境。”

于都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帮扶对象。今年10月22日，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何卫东亲自带队到于都县结对帮扶。“一个县级扶贫点，来了上海市委常委，这样的扶贫力度前所未有。”蓝捷说。

当然，作为贫困县的党委一把手，蓝捷们也将面临最直接的压力。

根据的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要一起抓扶贫工作。

11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而且，要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查问责，以确保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政策尽快落地。

在此之前，贫困县考核机制改革已经开始。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河北、山西、浙江、广东、贵州、甘肃6省已出台了新的扶贫工作考核办法。根据改革之后的考核办法，农民收入增加多少、减贫多少人口、何时改变整体贫困的面貌，将成为未来贫困县主要领导的考核指标。

目前，在甘肃省，已经实行了党政一把手扶贫责任制，省市县逐级签订扶贫目标责任书。对完不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地方，将实行“一票否决”，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分管扶贫的领导干部将被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资金投入、资源整合仍是难点

在的亲力和高位推动下，全党统一了认识，各部委、各地区、各级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

今年两会期间，分管扶贫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谈及扶贫工作坦言，只有统一认识以后，各个部委、各个主体才能真正加大力度；只有统一认识以后，扶贫资源才能整合好，“认识不一致，分而治之是很难整合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看来，这或将仍是未来这场脱贫攻坚战的难点问题。“各个地方希望通过对现有各个部门及社会上的扶贫资金进行整合，来解决扶贫中所需要的资金问题，但各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一直存在着，现在看来，这些问题还将是问题。”吴国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当然，首要问题仍然是要解决扶贫资金的投入问题，“因为增长速度在放缓，中央财政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政府资金投入目前来看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但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各级财政普遍加大了扶贫投入。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265亿元，比上年增长27.3%。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60亿元，比上年增长8%。

还有一个难题则是减贫效益递减问题开始突出，减贫幅度从2010年的26.1%下降到2014年的14.9%，要在2020年前如期实现每年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刘永富说，以前出台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下能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脱贫，现在出台政策，就没有这么大的边际效益。“越往后越难，怎么办？我们就要调整扶贫思路。”

如今，中央的扶贫思路已经转向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是有关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扶贫的基本方略，且正在转化为各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实践。

如期脱贫已是当下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封面故事]贫困帽：从过去千方百计戴 上到如今想尽办法脱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王红茹 董显苹 夏一仁 ●李开南 上官丽娟|北京、江西、重庆、甘肃报道

贫困县终于全部要摘帽了。这是来自中央的政治任务。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脱贫摘帽倒计时

中央的这一决定并不突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意味着不能再存在区域性、整体性贫困。

在此之前，不少省份已经纷纷制定了脱贫摘帽的时间表。

而在2015年初前后，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正积极研究贫困县退出机制，并明确表示，2020年所有贫困县都要摘帽。

“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起草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充分的讨论，“当时说的是要建立有进有出的贫困县动态调整机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启动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县为单位进行扶贫的国家级贫困县制度正始于此。1986年至1989年间，中央政府确认了331个国定贫困县；1994年贫困县首次调整，国定贫困县的数量增至592个；2001年，国定贫困县改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数量仍为592个；2011年，国家鼓励扶贫开发重点县减少，但实际上，各省份坚持“退一补一”，重点县总数仍为592个。与此同时，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扶贫开发主战场，全国确定了680个片区县，其中包括440个重点县。

当下，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达到了832个，差不多每三个县中就有一个贫困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因为到2020年全国要实现小康；另一方面，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们仍然还有7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现在都到了必须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时候。”

孙久文认为，自2011年中央对贫困县进行调整后，现在又过了差不多5年时间，在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之下，一些县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摘帽的水平，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摘帽这个目标肯定能够实现。

而从各地方政府设立的脱贫目标看，也都是信心满满。贵州省2012年就提出：贫困，不是贵州永久的标签。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在5年内必须脱贫的硬约束条件下，各省份根据本省份情况可自行把握进度，分期逐步摘帽。从目前各省份给出的时间表看，大多数省份均设定了提前脱贫的目标。例如，江西省设定的目标是，到2018年，力争全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贫困县脱贫摘帽取得突破性进展；重庆市设定的目标是，要在2017年基本解决贫困问题，2018年打扫战场，巩固成果；甘肃省则确立了“每年再脱贫100万人，到2017年减贫300万人”的目标。

而具体到每个贫困县制定的脱贫时间表，大多确立了率先全省份脱贫“摘帽”的目标。例如，甘肃省临洮县确保到2016年率先脱贫“摘帽”；江西省上犹县给自己定下的期限是2017年；重庆市秀山县则立下了“军令状”，坚决在2016年底前实现脱贫“摘帽”。

临洮地处甘肃定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六盘山片区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该县县委书记石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们对如期脱贫充满信心，“相关政策已经明确，贫困县摘帽后，国家在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不变、力度不减，这为贫困县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但确实有些地方完全靠自己在2020年前真正摘掉贫困帽子比较困难。”据吴国宝估算，全国大概有23个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于现行2300元的扶贫标准。他认为，对这些特别贫困的特殊区域必须采取整体扶持的方式，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一些比较特殊的扶持政策，经过5年的努力，这些地方也是可以摘帽的。

“现在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摘完帽以后现在享受的政策优惠还会延续多长时间。”吴国宝说，摘帽之后肯定还会有部分相对落后而需要政府给予特殊扶持的地区。“如果摘完帽以后，真正比较贫困的地区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扶持，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

孙久文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表示，过去的政策需要有延续性，2020年之后还会有一些新的扶持政策，以防止贫困县重新返贫。“如何保证这些贫困区不再返贫，这是最重要的。”

据了解，国务院扶贫办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规定。

“目前最需要防止的是有些地区可能会赶进度。”孙久文提醒说，“不管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脱贫标准，为了政绩，提前摘帽的情况是需要防止的。”

事实上，这种苗头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日前表示，个别地方出现了“数字脱贫”的苗头和倾向。他提醒当地干部说，一个地区脱贫了多少“不能自己说了算”，更“不允许出现虚报脱贫人数和业绩的行为”。

为何不愿摘掉“贫困帽”？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愿意脱掉贫困县的帽子。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三十几年来，中央多次想减少贫困县的数量，但每一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地方都不想

让贫困县摘帽，因为贫困县的利益很大，保守估计直接从中央方面获得的资金支持平均每年就有四五千万。”

一个贫困县的帽子，究竟值多少钱？

重庆市秀山县扶贫办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秀山县从1986年开始被列为国家贫困县至今，仅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一项，共争取到8.72亿元。国家每年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逐年增长，除此之外，该县获得的资金支持还包括部分企业和农户享受贷款贴息、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享受彩票公益金支持等。

据汪三贵介绍，除资金支持外，贫困县还可获得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贫困县可获得中央每公里50万的补助，而普通县可能只有30万左右补助。而原来的农业税改革也是先在贫困县取消农业税，几年之后才在全国铺开。

然而，即使都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每个县所能得到的支持也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这个过程需要贫困县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主动申报争取。

曾有媒体统计，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富源县“十一五”期间，获得的各类扶贫资金近12亿元，还获得了国债资金、新农合补助资金、小额信贷等近6亿元的资金倾斜及10余个产业扶贫项目。

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石琳表示，他们获得的支持远没有那么多。该县每年可获3000万到5000万元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此外还有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和专门政策。

但无论获得多少扶持，国家的扶贫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贫困县的发展。临洮县的贫困面也从78%下降到了18.23%。

这促使一些县千方百计想戴上贫困县的帽子，以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要扶持。

据上述秀山县扶贫办的负责人透露，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甚至成为一些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个别县为了被评上不惜浪费大量的人才、物力、财力。

目前我国在确定国家级贫困县时，主要的参考指标是依据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人均纯收入、当地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数据。在认定程序上，则由各省份政府确定具体县，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备案。

汪三贵说，这是一个地方跟中央讨价还价的过程。“虽然贫困县的认定有一定的标准，但并非完全按照标准来认定。这中间有很多政治考量，个别地方政府本身讨价还价能力较强，即使没有达到贫困县的标准，也能进去了。”

2011年11月15日，湖南省新邵县在“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邵终于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编者注：当时，该县政府网站上一篇文章如此表述），之后还发出了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后来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中说，当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还专门发消息庆贺，看到这种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从政治生态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吴国宝说。

新邵县此举当时引起了舆论哗然，也一度令贫困县制度遭受诸多质疑和指责。

“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贫困县愿意退出去。地方政府会动用一切力量去保住贫困县的帽子，一些县也会动用各种各样的关系，想尽办法挤进去，因此，没有一次能减掉一个贫困县。” 汪三贵说，中国减贫的成效越来越大，但贫困县却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这也是中央下定决心取消贫困县的原因之一。

一位不愿具名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在过去，那些丢掉贫困县帽子的地方会很难过，甚至主政的官员会被骂死，无法向大家交代，“因为损失太大了，上面给你一个亿很简单，你自己想要整出一个亿就很困难了。”

当然，贫困县的数目没有减少不只是因为贫困县主观上不愿意，也因为贫困县大多集中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建设滞后、经济发展缓慢，致贫原因是综合、复杂的，脱贫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这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贫困县的名单为什么很少调整和贫困县的数目没有减少。”石琳说。

而在吴国宝看来，贫困县数量的减少或增加，反映的不仅仅是贫困的范围和程度变化，也反映了一个国家能够拿出多少钱来帮助还比较贫困的地区，这也叫预算贫困，即根据国家的能力来确定扶贫对象。

汪三贵坦言，在以前贫困相对集中，贫困状况较为普遍，又尚未有能力扶持到每家每户的情况下，以县区为单位进行扶贫的效果颇为明显。“获扶持的贫困县，经济增长都比全国的平均水平快，以贫困县为重点的扶贫开发很明显地缩小了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他认为，从最后减贫的效果来看，中国的扶贫政策堪称全世界最有效。

从区域扶贫转为精准扶贫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对过去的扶贫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反思过去以县区为单位的扶贫政策，来自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扶贫的效率在有些领域不太高，出现了资金的浪费；二是扶贫政策偏离了目标，也就是扶贫不够精准。

2013年11月，赴湖南湘西调研扶贫攻坚，在那里，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精准扶贫的核心是“真扶贫、扶真贫”。

汪三贵说：“他看到原来那种大水漫灌的扶贫政策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扶贫项目扶持了贫困地区，却没有扶持到真正的贫困人口，这是最基本的原因。”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经批评一些贫困县并没有把扶贫资源真正用于脱贫，他说，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也出了，项目也上了，县里经济也增长了，但是贫困人口并没有减少，一些贫困县城的建设甚至不比发达地区的县城差，但是贫困人口依旧。

刘永富坦言，过去我们有很多好的政策，到基层以后可能真正的穷人享受不到。比如危房改造，国家和省里给一家补一万块钱，对穷人来说，一万块钱根本不够，没法改。

如今，中央将扶贫的思路调整为精准扶贫。这意味着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之后，在区域上不再以县为单位去确定扶持的对象，而是以户和人为单位做精准扶贫。

“从区域扶贫转为精准扶贫，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越。”汪三贵说，扶持的单位越小，工作量越大。

当下，解决贫困问题的官员最主要的工作是，识别贫困人口，瞄准扶贫资源。

据刘永富介绍，他们向全国的贫困村派出了12万个工作队、40多万名驻村干部，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进行全国调查摸底，截至2013年底，识别了12.8万个贫困村3000万个贫困家庭的近9000万贫困人口，给他们建档立卡。

刘永富说，精准扶贫要求必须要把真正的穷人找出来，搞清楚他们的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

与此相对应，精准扶贫情况下，对贫困地区官员最主要的一条考核标准就是“到底多少人真正脱贫了”。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蓝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们现在的扶贫工作已经细化到了哪一项脱贫工作能解决多少贫困人口。

[封面故事]为了如期“摘帽”，贫困县也是拼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王红茹 董显苹 夏一仁 ●李开南 上官丽娟|北京、江西、重庆、甘肃报道

“我们正在按照倒计时落实。”赣州市副市长刘建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很多事情都在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周末加班全部在做扶贫项目，所有的部门都动起来了。”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共有11个罗霄山片区县、8个国定贫困县，其中8个片区县与国定贫困县重合。根据江西省制定的时间表，这些贫困县须在2018年全部完成脱贫摘帽。

刘建平分管农业和扶贫开发工作，他坦言，“压力很大，但信心还是很足的。”

他的信心来自正在推动的各项产业扶贫。

电商、光伏成扶贫重要手段

刘建平说，他们正在利用一切现代化的手段进行产业扶贫。他首推的是电商扶贫。

电商在扶贫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超乎想象。它几乎成为了所有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据刘建平介绍，在赣州，有16个县市被列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县域电子商务建设合作协议，在全力打造全国农村电子商务建设示范区。

当地贫困地区生产的农副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赣南脐橙作为全国最有名的农副产品之一，也是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室主任黄建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仅2014年“光棍”节，电商销售赣南脐橙就达6000多吨。

而在重庆，作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秀山县，也在积极探索“互联网+扶贫开发”机制。据秀山县委书记王杰介绍，他们依托“武陵生活馆”和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县”两条“信息高速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推动了当地的中药材、畜牧业、茶叶、木本油料（油茶、油桐）、果蔬等扶贫产业全面改造和升级，基本形成“一户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光伏扶贫仅次于电商扶贫，成为一些贫困地区脱贫的手段。

赣州市上犹县正在与江西省较大的光伏企业上饶晶科合作，推动贫困户参加家庭式光伏发电项目，年收入可持续增加3500元左右。上犹县副县长胡敦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贫困户参与光伏组件的安装，只需要做一件事：提供32平方米左右或以上的屋顶，不需要任何劳动力和管理。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优惠一部分，剩下通过银行信贷解决。

“前几年不用还本，由政府来补贴利息。这样在前几年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了。” 胡敦祥说。

中国农业银行赣州分行行长彭志远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称，“贷8到10年，大概就可以还清，只要不好吃懒做就可以脱贫了。”

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也在积极推动光伏扶贫工程，并决定自2015年在全国六省市实施光伏扶贫试点工作。例如，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六盘山片区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甘肃省临洮县，即是“国扶办光伏扶贫试验点”。该县正在加快发展光伏产业，并以此探索资产收益式扶贫新模式，破解村级集体经济“空壳”难题。

企业、合作社与贫困户的利益链

赣州也特别鼓励扶持贫困户以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参股到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获得保底分红。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农家乐、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478家，辐射近30万贫困人口受益。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委托寄养、领种代管等模式，带动全市近30%的贫困户发展脐橙、葡萄、蔬菜、生猪等产业。其中，脐橙产业带动70余万人脱贫致富，油茶产业带动8万多贫困户脱贫，实现人均增收800元。

刘建平说，单独作战很难，必须组织起来，通过企业来带动。他们正在大力推行的是“公司+基地+贫困户”、“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和家庭农场等经营模式，建立起了一头连着产业、企业，一头连着贫困户的利益链条。

而在甘肃省临洮县，该县组建了322家村级精准扶贫富民产业合作社，覆盖了98.2%的贫困户。在此基础上，引导县内29家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组建成立了临洮县农商会，按照“农商会+富民产业合作社+贫困户”的运作模式，将贫困户与富民产业合作社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捆绑式扶贫，实现贫困户脱贫。

临洮县委书记石琳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为解决当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各类困难和问题，他们还探索推进了破解农民增收难题、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28项微改革事项，以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

钱从哪里来

资金是最现实的压力，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各贫困地区也是绞尽脑汁。

从2012年起，赣州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扶贫开发投入占本级财政收入比例不低于2%，并随财力的增长逐年增加，专项用于扶贫开发。但更重要的还是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推动信贷资源向贫困群体倾斜。仅以扶贫产业油茶的信贷支持为例，中国农业银行赣州分行推出的“油茶贷”，累计发放支持创业就业的小额担保贷款就达到了82.69亿元。

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赣州市分行更是全力以赴，该行行长李力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们已经是全行全部调动起来做扶贫项目，最快的一笔扶贫贷款，从贷款调查到贷款批复仅仅用了9天时间，办贷速度之快，创下了我行中长期贷款的历史。”

赣州市还特别支持符合条件的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新三板挂牌融资，目前，已将江西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崇义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农业企业列为新三板重点培育企业，占全市重点培育企业的近1/3。此外，还推动了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获批，基金总规模为300亿元，首期规模30亿元，现代高效农业是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之一。

而据重庆市秀山县委书记王杰介绍，该县节约的“三公经费”也成为了扶贫资金的来源之一。按照“10人以下单位3万元以上，10~20人单位5万元以上，20人以上单位10万元以上”标准厉行节约“三公经费”，叠加用活对口帮扶、扶贫捐赠、土地复垦等各类扶贫资金，引导贫困户以农房、土地、林地经营权等入股参与股份专业合作社，拿出一定比例股权量化到贫困户，通过实行“保底分红”政策，优先保证贫困户收益。

为了兑现在2016年底前实现脱贫“摘帽”的承诺，秀山县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