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似乎处于迷茫状态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西方政治和学术精英对此认识深刻。科技和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沙俄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至1913年，除中国、日本、泰国、波斯和奥斯曼等极少数政治实体外，全球各地都被置于欧美和沙俄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裔人口以快于其他种族的速度增长的势头逆转。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在其1921年出版的书中预言，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其他民族在人口增长势头上将超过欧洲裔，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面临崩溃。他认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来自东亚。在他看来，尽管日本的威胁更直接，但最终竞争者是人口规模更大的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勤劳、聪明、灵活、坚韧、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商业头脑，鲜有民族能与比肩。因其观点带有种族冲突色彩，Stoddard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他成功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命运、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激进伊斯兰势力将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贫穷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野，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就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Johnson，1987)。 1965年，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目前仍在运作。在经历战后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Ehrlich发表《人口爆炸》一书，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用尽，1985年水银用尽，1987年锡用尽，1990年锌用尽，1992年石油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面临人口最终萎缩，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1974年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的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宗教人士迫使文件在1989年解密。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不过，该文件列出的目标国并不包括中国。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基金会主任8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由相关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在此视角下，假定技术外生于生产过程，简单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