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男女比例失调

最新公布的我国201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为115.88，这是让政府和研究人员觉得“惊讶”的断崖式下降，在“十二五”收官之年，性别比数据达到目标115似乎并非难事。

　　但作为性别比失衡多年的“重灾区”，学者估算，34年间我国“多”了约3000万男性，种种累积风险开始由隐性走向显性。

　　婚姻挤压、贩卖新娘、性暴力犯罪……被性别比失衡这个宏大命题踩住的那些敏感神经，如何在仍然偏高的现实中安全减压，将是一道待解的社会难题。而要转动危险的失衡齿轮回归正常，性别平等被认为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

　　性别比偏高世界第一

　　近百年来世界的人口分析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情况为每出生100个女孩，应该对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婴，由于男孩活泼好动胆大，从事冒险活动大于女性，加上遗传基因等不可知因素，各年龄男性死亡率均大于女性，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基本达到100：100的平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偏离正常值30多年。

　　最早发现性别比偏高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性别比为108.47，性别比超出正常值的上限，可惜的是，这次预警没有引起重视。

　　“当时一发现性别比偏高，就变得非常敏感，一方面敏感地意识到了偏高，但同时觉得是个不好的事情，没有弄清楚就不要那么肯定”，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说，当时有专家认为，偏高是计划生育“高压”下，不少地方漏报瞒报女婴，导致统计数据有问题。

　　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打破了“假性偏高”的幻想，性别比偏高超过111.“这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政府也开始认同真的偏高，开始加强治理了”，原新介绍说。

　　不巧的是，能够鉴定胎儿性别的B超技术提升，4个月后可以清晰看见胎儿生殖器官。遍布县城、城市大小医院和私人诊所的B超机，使得传统偏好男孩的意愿在技术上有了选择的可能。出生性别比失衡开始一路飙升，2004年突破了121，创了历史新高。

　　目前全世界有18个国家和地区性别比偏高，但我国长期居首。原新为我国性别比偏高总结出来五个最，“出生性别比最高，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波及的地域范围最广，出生性别比偏高产生的问题最严峻”。

　　最近六年，性别比一直在高位徘徊并小幅下降，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数据，让众多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的人觉得有点“惊讶”。但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周恭伟认为，既要关注数据的下降问题，更要关注数据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性别不平等问题，这是需要全社会、各级政府共同关注、高度重视并着手一点一滴解决的事。

　　“形式可喜，问题依旧”，原新教授在数据公布后也并不觉得轻松。“因为该出生的男孩已经出生，性别比偏高后果从隐性走向显性，我国将不得不承担因性别比30多年失衡带来的一系列风险”。

　　3000万“剩男”的风险

　　研究性别比十余年，原新的脑子里存着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从1980年到2014年，中国一共出生了6.75亿人，这34年的平均性别比是114.7.按性别比正常值103到107推算，我们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了2345万到3631万，换句话说，有3000万左右的‘剩男’”。

　　80后，平均每年“剩男”在三五十万，而90后、00后，每年多生出来的男孩就在上百万，当90后成为婚姻主体，危机一下子从隐性走向显性。

　　女性的稀缺激化了婚姻的竞争。原新曾在西北某县做调查，老乡告诉他，以前娶媳妇，定亲只需要三五万块钱，现在涨到10万元甚至20万元，而10多万元定亲礼砸下去，这个媳妇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

　　“即使结婚之后，3000万虎视眈眈的男人们，站在家庭之外，对婚姻和家庭稳定性的威胁也有所增加”，原新认为，随着进城打工的潮流，人口空间流动性增强，婚姻在地域间的挤压也会越发明显。

　　原新教授曾在广东研究过出生性别比，意外的结果是，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广东，后果却可以忽略不计。

　　原新分析说，广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广东男找不到媳妇，可以找外地女。但是整个广东的性别比不去治理的话，打工妹不回去，城市挤压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农村男性成为最底层被挤压者，这会加剧全国的紧张趋势。

　　无法忽视的是，由社会性别失衡导致的一系列犯罪问题。与我国一样长期被性别比失衡困扰的印度，强奸、轮奸事件屡屡震惊世界。“印度和我们同样多了几千万的男性，我们对此也要有所警觉”，原新提醒说，因性别比失衡，买卖新娘、贩卖人口等丑恶现象会长期存在，也要警惕性暴力案件的升级，女性失联、强奸强暴、性奴案件背后，也会随着性别比失衡有所增加。

　　等这三千万男人变老，没有配偶又没有孩子，他们将变成社会的“三无人员”，在农村叫“五保户”，按照现在的养老保障制度，国家要全额负担，这将加大养老的复杂性。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李慧英教授预测说，出生性别比失衡会直接导致连环套式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加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导致适龄男性婚姻挤压，诱发色情业蔓延，加剧艾滋病、性病的传播，面对系列问题链，政府将面临巨大的社会管理压力。

　　触动“树根”：性别平等乡村试验

　　“如果把性别选择比作一棵树，树的根基是父权制，是传宗接代和从夫居的规则，树梢才是选择性别”，李慧英教授分析说，“打击两非”等硬性政策和奖励扶助女孩等软性政策，作用更多是在打树梢，而不是触动它的根。

　　2008年年初，李慧英组建的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承接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到最底层的农村去触动“树根”，改变农民“非儿子不行”的传统规则。

　　李慧英把焦点对准农村的“小宪法”村规民约，但在打碎原有的“利益蛋糕”前，她们选择了从男到女家的民俗变革入手。

　　改变始于2008年11月，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的一场“女娶男”婚礼：只有女孩的农家，开出十多辆车的车队，去男方家迎回了新郎，搞了一场男到女家的新式婚礼。婚礼的台子上红对联写着：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层叠的村民新奇地围观着，李慧英团队由婚俗撬开周山村固有的传统。

　　在中央党校参加过性别平等培训的周山村书记景占营，在课题组的协助下与村骨干一起，修改原有的性别歧视的粮款补偿分配规则，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男女婚居自主，资源分配同等待遇，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始于登封香山脚下这个300多户小村的性别平等试验，被迅速复制。迄今为止，至少100多个村庄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分配资源，提出鼓励男到女家。

　　李慧英团队推动男女平等项目7年间，安徽长丰县的姓氏革命和厕所革命最引热议。

　　2011年，安徽性别比为128，高居全国第一。有着78万人口的长丰县在人口失衡中寻求改变。

　　安徽长丰县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龚存兵介绍，姓氏革命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一定的鼓励。

　　之后全县有近5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随母姓，“姓氏革命不在于多少户改姓，而是对整个社会的触动。影响的效果是家庭在孩子姓氏上，能够有一个自由平等的讨论和选择的过程，慢慢通过姓氏的讨论，来淡化姓氏除了符号以外的伪责任”，龚存兵分析说。

厕所革命也在全国引发热议，原本男厕所大，女厕所小，长丰县就将男女厕对调，在学校、工厂中，为了解决女厕外排长队，就增大厕所面积。

　　“三年的性别平等推广后，长丰干部的性别平等意识逐步提升”，龚存兵介绍说，现在他们做决策时，会自觉地考虑到性别平等。

　　“长丰县招城管，原来方案加括号，只要男性，但县里的会议上就被否决了，要求给女性同样机会，最后招了20个人，恰恰男女各一半”，龚存兵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周山村的探索和长丰县的实践，对全国来说都仅仅是一个开始”，李慧英认为，性别比治理工作难以一蹴而就，标本兼治就必须建立公平的制度体系，才可能转变生男偏好，使得生女孩也能成为“定心丸”。

　　在国家出生性别比治理办主任周恭伟看来，也曾性别比偏高的韩国，性别比恢复正常的关键，恰是一系列关乎性别平等的顶层设计。在我国，这方面的工作有待继续加强。

静脉取血、境外化验，即可知道胎儿性别；面包车内、宾馆房间，流动鉴定逃避打击；香烟是男、鲜花是女，蒙面示意鉴定结果……记者在安徽、广东、湖北等多地采访了解到，“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猖獗，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于今年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为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创造条件。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男女比例的人口指标，正常范围是103至107。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将给今后的婚配、就业、治安、养老等方面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综合治理多年，但却没有扭转我国面临着男女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近年来，为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我国多次严厉打击“两非”违法行为。然而，“两非”违法手段不断更新，加大了防控难度。

“两非”作案猖獗，不仅导致各地孕妇在“黑诊所”内流产死亡的事故发生，还加剧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六年持续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整体仍处高位，2014年为115.88。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我国到2020年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

一些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呼吁，在现有政策措施基础上，还应从明确法律适用罪刑、细化“双非”药械管理、强化省际区域协作等方面推进标本兼治。

首先，明确“两非”入刑，提高违法成本。华中科技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石人炳等专家表示，我国现有刑法仅对从事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纳入非法行医罪查处，但对于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只能行政处罚，应借鉴韩国、印度的法律制裁经验，取消“两非”犯罪主体的资格限制，并明确“两非”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法律威慑力。

其次，完善药品设备管理，加强重点人员监控。安徽蒙城县“两非”办主任戴建认为，遏制“两非”案件高发，必须有效切断药械、人员两个环节。一方面应将终止妊娠药品按照精神麻醉药物管理模式，严格做好资质备案和销售记录，对b超等超声诊断仪、染色体检测专用设备等进行电子信息化管理，便于溯源追责；另一方面加强对“两非”案件前科劣迹人员的监控力度，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做到预警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