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文化史让世界上瘾五百年

  

 

1492年间，哥伦布的远航队中有两名成员看到泰诺族（tainos）印第安人把一些卷成粗雪茄状的烟叶塞进嘴里吸，从此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烟草这种东西。经过多次接触以后，又发现印第安人还有嚼烟草、嗅烟草的习惯，造成日后数百万名欧洲人竞相仿效。不过，16世纪大半时间里，烟草始终不受重视，在欧洲人眼里只是一种稀奇的植物、异国的瘾品，或由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从殖民地带回英国宫廷中的粗俗玩意儿。后来水手们将吸烟草的习惯传入社会底层，以及设在许多港口旁边的酒馆和妓院。西班牙人在经过慎重考虑后，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1575年以后，那儿的烟草便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了。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西非的烟草栽培业大约始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进，他们也因为引进了玉米、豆类、甘薯、烟草，以及其他多种美洲农作物而改造了非洲农业。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过，当时烟草还没有成为普及化的消费品，因为价格依然昂贵，一直要到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这是包括瑞典这种小国在内的殖民列强共同的目标）以后才降价。那时烟草产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且还生产过剩。17世纪20年代初期，烟草的计价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纪70年代晚期，则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当于12便士）以下。同一时期外销英国的烟草平均重量，则从每年将近30吨，增加至9000多吨。

运到英国的烟草大都还会再外销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费烟草的欧洲人，例如1670年荷兰人的烟草平均消费量是每人1磅半，英国人则是1磅多一点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17世纪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两大重镇，阿姆斯特丹又比伦敦更前进、更积极，本身的转口贸易也很活络，许多大企业商还把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烟草，与比较廉价的荷兰烟草（长在内陆省份的施肥砂质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由荷兰烟草进口商独占（这点令英国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场。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以后，参与作战的西班牙、英国及荷兰士兵又将烟草引进讲德语的中欧地区，接着再传入北欧、东欧和南欧。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节、学生、移民、佣工、难民、旅客也都是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锋队。军中充满了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追随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投入“三十年战争”的军队，曾把吸烟的习惯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内陆（沿海地区的人早已从英国与荷兰水手那儿学会吸烟）。参加过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的士兵，在美国带动了抽雪茄的风潮，打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军人则在英国掀起了吸烟热，从土耳其战场学会抽印度大麻的希腊士兵，在解甲归乡之后，亦于20世纪20年代将此风气传遍希腊，越南战争期间开始吸食海洛因的美国逃兵，则在1972年将海洛因带进阿姆斯特丹。

不论吸烟风气是由军队还是其他媒介促成，烟草于17世纪征服欧亚两洲这件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烟草消费者横跨所有社会阶层，大家不分贵贱、不论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烟草带来的快感，至于是用牙齿嚼、嘴巴吸还是鼻子嗅，则因阶级、性别、地方习俗而异。第二，政府与教会当局起先都强烈（有时态度十分粗暴）地反对国人使用烟草，后来这种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就曾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老百姓使用。比较极权的王朝还会行使残酷的刑罚，例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中国的处罚方式是将吸烟者的脑袋钉在尖木桩上；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杆插进吸烟者的鼻子，穆拉德四世（Murad IV）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在弥撒期间吸烟的神职人员（有位神父曾在闻过烟草之后将圣餐吐了出来），有被革除教籍的危险。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不厌其烦地指责烟草让他们口腔发臭、牙齿发黄、衣服变脏、流出黄黄的鼻涕、吐出浓浓的黄痰，还说吸烟可能引起火灾，对四周都是木造房屋的环境造成致命危险。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V.G.Kiernan）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世纪期间欧洲烟草消耗量（以每人吸多少磅来计算）并没有增长，不过这数字并不包括欧洲本土地下工厂制造的产品，以及未经申报的美国进口货（两者相加可能占总消耗量的1/3），因此容易形成误导。另外，18世纪鼻烟大为流行，也可以解释烟草消费何以呈现停滞现象，因为每磅烟草所能制造的鼻烟数量要比口吸烟来得多，换句话说，18世纪欧洲人消耗的尼古丁并没有减少，而是使用效率（或是违法使用的情况）增加了。

19世纪期间，吸烟再度风行于欧洲，首开风气的人则是一群浪漫主义者、狂放艺术家、军人，以及纨绔子弟。到了19世纪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

大家普遍吸烟（尤其是抽香烟）的结果，使得烟草消费量大增。以欧洲大陆烟草使用量最大的法国为例，1819年每人平均消费的烟草制品不到350克，鼻烟的市场占有率则为58%，到了1925年，法国人平均消耗1350克以上的烟草制品，鼻烟只占7%的市场，嚼食用的烟草则占2%。1909年，一位美国医生在参观过巴黎近郊小镇伊西雷慕里（issyles Moulineaux）一座一尘不染的烟草工厂后，有感而发地说，法国人并没有染上美国人那种酷爱嚼食烟草的坏习惯。

其实他不必为国人担忧，因为再过一代，吐烟草汁用的痰盂就变成了古董，美国人也纷纷向香烟投降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反烟者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即是怀特夫人（Mrs. John Stuart White），她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见证人，曾在参议院的海难调查听证会中不满地表示：“我们从船上逃生以前，竟然有两个船员掏出香烟点上了火。这种时候还抽烟哪！”一群福音派和进步派的改革人士更是积极地联合起来谴责“那小小的白烟嘴”正在腐化青年、毒害全民，并且不遗余力地想以立法方式阻止吸烟风气泛滥。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中普遍抽烟、各地迅速都市化、性别角色逐渐改变等现象，再加上高明的广告语（例如“来一支好运牌香烟，好运赛神仙”），都为香烟这一场胜仗铺好了路。1930年美国官方出版的《烟草业年度调查》（Tobacco Industry Annual Review）报道美国该年的烟叶产量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并将之归功于香烟广告大增，以及女性大量吸烟，最后还下了这个结论：“因此，今日的烟草业不仅可以寄希望于新生代男性加入吸烟者行列，而且也将女性纳入其中，同时还在继续努力吸收那些即使不把吸烟当作禁忌，至少也认为吸烟值得议论的妇女。”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男性与女性每秒钟共购买了1.5万支香烟，全世界香烟年产量也攀升至380余万吨，烟草更是遍植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作物（只有南极洲除外，不过前往南极探险的人倒是照样抽烟）。那时全球烟草总产量有1/3来自北美洲，2/5来自亚洲，1/6来自欧洲，其余1/10则来自南美洲与非洲（后来非洲产量也迅速扩充）。美国烟草制品的产量与输出量都占世界第一位，全球各大洲也都看得到美国产香烟，连南非土著布须曼族（bushmen）都晓得用手指模仿吞云吐雾状向人乞讨美国烟。虽然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香烟消耗量没有成长，发展中国家的香烟消费却持续扩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估计全世界的吸烟人口已达11亿（占15岁以上人口的1/3），每年抽掉的香烟则为5.5万亿支，这数字代表全世界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吸烟者与非吸烟者——每星期要消耗一整包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