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中国人口问题的两个剪刀差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公布，舆论主要关注两个方向：对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开始施行前不久出生的二孩，是不是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以及两孩政策落地后，“7080”父母的生育意愿问题。

　　“政策外二孩”不是非得一刀切

　　社会抚养费，是指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费用，以适当补偿政府的公共社会事业投入经费。对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前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出生的二孩，有没有必要征收社会抚养费，应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课题。课题的一个侧面是，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应当征收他们的社会抚养费。另一个侧面是，我国的生育政策是国家规定基本原则，具体条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因此各地在制定相应规则时，可以有不同的法律解读，不是非得搞“一刀切”。有的省市人口形势紧张，有的省市则相对宽松，在是不是需要征收和征收多少的问题上，各省可以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帮助家庭减轻二孩生养顾虑

　　目前，我国人口形势存在两个“剪刀差”，一个是实际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剪刀差”，另一个是出生人口增长与老年人口增长的“剪刀差”。缩小两个“剪刀差”，是以两孩政策调整人口结构的根本目标。

　　放开两孩将过去以处罚为主的生育政策，转向以鼓励为主的生育政策。这就需要辅以大量以鼓励为主的政策配套。据媒体调查问卷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生育成本过高，25%的人认为职业发展和生育间有矛盾，13%的人没有时间带孩子。应当予以厘清的是，大量适龄父母不是不愿意生二孩，而是有上述这些顾虑导致他们没法生。制定鼓励性的配套政策，正应针对这三大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帮助适龄父母解决困难、减少顾虑。提高家庭抚养孩子的能力。

　　首先，考虑到多子女家庭可能面临的经济压力，应当按个人和家庭的总体情况考虑征收综合所得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

　　应将原先规定的不少于14周的产假延长到6个月。保证产妇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渡过孩子最难抚养的阶段。考虑到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具体延长时间和办法还可以再讨论，比如延长时间超过6个月的，可以保留公职但工资不再发。

　　3周岁是孩子们的入托年龄，也是他们心理、生理和思维方式成形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应该接受正规义务教育，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也可以大大减轻家长负担。因此应当把义务教育年龄向前提，延长到12年。

　　构建完善的幼儿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中建立少儿之家，有专职人员帮忙接送孩子，组织课外活动，以安全的环境和设施保证孩子成长，减轻家长负担。

　　增加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大力发展保险业。据统计，我国的保险业赔付率普遍低于60%，这种生病才赔、不病不赔的模式，在不少老百姓眼里像是“诓钱”。与国内保险业不同的是，国外保险业更多是民众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现有思路，让大部分风险承受力低的家庭能够避开股市之类的高风险投资，寻求比较平稳的保值增值途径。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不断有资金累积，满足孩子求学、求医的需要，在遇到意外时有资金支撑。

　　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让有能力、有意愿的适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好孩子，同时又能养育好两个孩子。让两孩家庭幸福，而不是为两孩揭不开锅，才是两孩政策落地的关键。

　　谈人口政策别离开中国国情

　　现在有些专家在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权。全面放开生育，意味着社会总体进入二次人口转变。在已经进入二次人口转变的西方国家，所有的养老保障制度都非常完善，孩子的家庭效益只剩下精神慰藉，其对家庭的效益小于对社会的效益。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养育孙代，呈链式传递。而中国现在还是父母抚育子女，子女反过来赡养老人的循环。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只有多养孩子对养老才有利。生育政策的效益还没有完全丧失，整体生育意愿还比较高，如果全面放开，人口数量依然是个大问题。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大国，数量和结构问题都要考虑，不能顾头不顾尾。

　　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紧张的发展中国家，任何政策的讨论和制定，都不能离开这个最大的国情。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前提，不是某些专家空谈的“少子化”“老龄化”，而是农村“8090”一代进城后，向往城市生活，接受了城市生育理念，以及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开始全覆盖后，农村生育理念的变化。同样，在考虑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时，同样需要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西方国家从摇篮一路补贴到坟墓的经济基础，全面放开生育还是很久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