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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要不要放开生育

日期:2019-06-11 类别:人口问题 浏览:

导读

人口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长期以来,中国人均资源太少、人口太多的思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逻辑,早期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适度人口规模为7亿左右”。2019年初,我们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的适宜人口规模是多少?要不要放开生育?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三轮人口领域的大论战及其逻辑,以厘清事实,建言献策。

 

摘要

前两轮人口大论战: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出台独生子女政策。1)1950年代后期: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等争论人多利弊。建国后中国人口快速增至1953年的6亿,中央对生育态度从禁止节育转向提倡节育。19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第一次人口论战,核心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不要控制人口。论战一方是马寅初等“新人口论”派学者,另一方是《光明日报》等报刊。马寅初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积累小、拖累工业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26亿,主张通过普遍避孕、晚婚晚育、两胎政策等控制人口;《光明日报》等反驳,人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是发展工业的本钱。2)1980年代初:宋健等“一胎化”PK梁中堂“二孩加间隔”。1970年代,中央开始执行“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开始定调一胎化方向。在此背景下,第二轮人口论战的核心是如何控制人口,一方是宋健等学者论证必须实行“一胎化”;另一方是梁中堂等,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即生育一孩后间隔8-10年可生二孩。受罗马俱乐部等影响,宋健等用控制论方法预测人口规模,主张总和生育率为1才能使中国人口在2000年之前低于11亿,必须针对一代人实施“一胎化”,宋健、胡保生等人还不约而同测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左右。梁中堂反驳称“一胎化”会导致劳动力不足、老龄化问题,即便2000年就调整,也无法解决相关后果,主张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中央最后确定了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三轮人口大论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放开”。1)2004-2013年:要不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2004年顾宝昌等学者“上书”建议逐步过渡到二孩政策,开启第三次人口论战。与此同时,蔡昉等2004年开始发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2007年宋健等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此后,叶廷芳、易富贤、顾宝昌等学者密集发声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田雪原也重申仅针对一代人实行“一胎化”的政策初衷;但程恩富、侯东民等学者仍然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2010年11月、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两次形成“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或源于生育水平未达成共识,部分经济部委和人口大省担心人口反弹拖累经济。2012年部分学者联名请求取消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郑真真等学者建议直接全面放开二孩;但翟振武测算,若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总和生育率峰值将阶段性升至4.5、出生人口峰值将升至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背对背”做“单独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50-110万;翟振武预测每年新增130-160万。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2014-2015年:“全面二孩”,尽快实行还是谨慎推动?2014、2015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15万,低于学界普遍预期,2014年顾宝昌等学者第三次“上书”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穆光宗主张自主生育,李建民建议鼓励生育;但翟振武建议谨慎、稳步地调整到“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再次委托翟振武、王广州两个课题组做“全面二孩”研究。王广州预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230-430万左右,翟振武预测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6年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启动。3)2016年至今:要不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2016-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弹,但2018年即较2017年下降200万,不过王培安认为“完全符合预判”。2017年翟振武还称计划生育不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2018-2019年任泽平团队多次发文,认为人口危机渐行渐近,人口总量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并存,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社科院援引联合国预测,认为中国人口或在2027年开始负增长。易富贤认为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统计局回应称中国人口仍在正增长,生育波动不必过分解读。2019年3月王培安称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必然趋势,当前和未来中国劳动力都是充裕的。2019年4月,翟振武称中国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梁建章、黄文政反驳称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指责翟振武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

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不同政策主张的背后,本质上是对“适度人口论”的态度不同。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随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技术进步等导致适度人口规模可变,并且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存在调整机制,通过各种强假设估计适度人口规模意义不大。传统化石能源可探明储量增加、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单位GDP能耗下降等使得能源不构成对人口增长的硬约束。1980-2017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从约30年升至50.2年,天然气储采比从49.9年波动至52.6年。2)人口不是经济发展拖累,也可以是财富。其一,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二,人口众多使得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作用。其三,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人才才有可能更多,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其四,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但又会催生新经济新产业更多的就业需求,不用担心人工智能进步造成人口无用。3)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当前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口总量快速增长,而是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以及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从总量看,按照当前生育形势,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2200年或降至8亿、2亿左右。从结构看205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2018-2050年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我们建议,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人才红利、市民化的人口红利,开发老年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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