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人口“负增长”，中国人为何生的少、不想生

2019年1月，社科院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里面提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根据绿皮书的推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早就对“人多力量大”“啥都缺就是不缺人”等观念习以为常。因此，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新闻才更加引人注目——
 
为何会迎来人口负增长？它将对这个国家和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数字
 
计算每一年的人口增长趋势很简单，用全年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即可。正数就是增长，负数就是负增长。换言之，如果当年度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杨舸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其实并不算一个特别新的“新闻”，因为十多年前，不同的机构、学者早就预计了这一结果，只不过预测的负增长时间点不完全相同——晚的推算是在2035年，早的是2027，比较中庸的预测都是在2026-2030年之间出现这一趋势。
 
当然，也有旅美学者认为根据自己的参数推算，认为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生育率更准确，并由此推算，中国从2018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
 
社科院的绿皮书对于2027年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预测，是基于总和生育率为1.6的推算。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这个水平不变，在此基础上，中国2027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
 
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假设一个育龄女性在每个年龄生育的概率正好是当年该年龄所有妇女生育的比例，这名女性一生将累积生育的数量。虽然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可以大致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提到生育率呢？因为生育率是决定生育趋势的关键数据。
 
一个社会，如果要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基本平稳，也就是说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要在2.1-2.2左右，即每位育龄女性一生生育超过2个孩子。如果生育率是1.4，那么相对于2.1的稳定人口更替水平，每一代人总数就减少了1／3，两代人就减少了一半。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生育率排名倒数前五个经济体全都在东亚，从低到高依次为澳门、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生育率在超低的0.8-1.25之间。
 
因为对于这一最核心的人口数据，不同学者和机构对于统计数据的看法大相径庭。
 
杨舸说，十多年前预计2035年出现负增长时，用的官方生育率数字是1.8-2.0，但后来发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之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今年可能也是如此，因此预测时间节点才大幅前提。
 
而在人口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看来，即便是1.5、1.6的生育率依然“虚高”。
 
他的判断理由是，1.6的生育率是根据最近两年公布的出生人口反推出来的。但这两年出生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比如，2017年出生的二孩比一孩还要多22%。但由于生二孩的一定是生过一孩的，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生育一孩的女性中，实际生育二孩的恐怕50%都不到。所以，在育龄女性年龄结构和生育行为相对稳定的自然情况下，二孩数量应该大大少于一孩。
 
这意味着，在堆积生育逐步释放的未来几年，二孩数量大概要减半，而生育率也会从1.6下降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样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就不是2027年，而是更早。
 
按照黄文政的估计，中国目前去掉堆积反弹因素的自然生育率已经接近全球最低水平。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如60-80后）进入高频率的死亡周期，人口规模的整体萎缩效应就会愈发凸显出来。
 
下降
 
有关出生人口需要考虑三个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这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二是由每年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三是每10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回测的每年出生人口。
 
按理说这三个都是官方统计数据，但它们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出入。
 
在2010年之前，由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与由人口普查回测的出生人口比较接近，但都要低于国家统计局当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与后者的差距，最多一年接近300万。如果说人口普查数据更可信的话，那这意味着，2010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存在很大程度虚高。
 
在2010年之后，由抽样调查推算的每年出生人口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出生人口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比如，2015年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是1.05，这已经是当年的全球最低水平了，由此生育率推算的当年出生人口只有1150万左右，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1655万要少了整整500万。
 
到底哪个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的出生人口？这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来才能更好地判断。
 
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意愿低迷，已经一再被调查数据佐证。比如，根据四川一项民意调查，2018年，有生育二孩条件的受访者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20.5%，较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时的2016年略降0.3个百分点，而明确表示“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较2016年上升8.7个百分点。
 
同样调查中，打算生育二孩和已生育二孩的受访者中，表示生育二孩会增加生活压力的比例分别为86.0%和87.7%，与2016年比，分别明显上升5.7和14.7个百分点。而在宁波，2018年户籍人口出生数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近17%，青岛下降了22.2%。
 
生育焦虑越来越大，意愿越来越低。
 
影响
 
对于生育率急剧下降这件事，黄文政表示非常担心——“可能是灾难性的影响”。他另一个引发关注的观点是，如果应对措施跟不上，有可能迎来“人口雪崩”。
 
这背后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26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1400万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40%左右；三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短期来看，如果人口规模萎缩，将对养老金、财政等造成较大负担，因为本质上养老金是工作人口负担老年人口，如果年轻人数量减少，每个工作人口的负担就实际加重，财政、养老金都会出问题。长远看，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同样会拖累经济。
 
毕竟，在对消费市场的刺激、人力资源的质量、对技术和市场的活力贡献等方面，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汽车、手机销量都在降，经济增速也开始放缓，人口当然不是唯一的直接因素，但一定是非常基础的影响。”黄文政说。
 
有人说，如果中国人口少点，可能经济会更好，人均GDP也会更高，社会负担还小。黄文政表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根据他对湖南常德、东北等人口生育率非常低的地域与邻近地域跟踪对比发现，生育率低的地方人均GDP增长也慢。台湾、日本、韩国等经济体最初都是高速增长，人口老化后带来的低生育率也拖累了经济增长，降低了规模化效益。
 
而在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蔡昉看来，随着未来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发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6%甚至5%的水平。
 
一方面是“老的快”，一方面是“生的少”，为何如此？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少生是种理性选择——从经济学角度，生孩子是利他行为，是给社会做贡献，自己付出了非常多的劳动、时间、金钱、感情，其实是给社会培养下一代。现在大学扩招，每个人教育时间拉长，普遍结婚生育的年龄就要往后推；再考虑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养育成本、生育对于职场女性潜在的事业影响，晚婚晚育、少育就变的非常自然。同样，农村现在也向城市看齐，农村的生育意愿也不高。”黄文政说。
 
个人的选择是很理性的，这方面政府必须要花大力气，才可能缓解这种危机。比如他说，目前0-3岁的托儿机构社会上非常少，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可能一下子要牺牲好多年，但现在政策扶持的还偏重在3岁以后的幼教机构，这种直接性的支持就要加上去，才可能让大家敢生。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花费了大力气和各种政策提升生育率，比如北欧设立了普遍的家庭补助，日本的鼓励使之从1.2提升到了1.45，普京的人口鼓励政策则让俄罗斯从1.1的极低水平提升至超过1.7，但背后是巨大的努力。
 
如绿皮书所言，“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挡，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