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老龄化 20年后老年人口将有1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3%

再过20年，全世界将有11亿人年龄超过65岁，占全球总人口的13%。“银发海啸”将席卷大部分地区，唯有非洲和南亚能幸免。

灰色前景

有史以来活过65岁的人，近半数、约6亿人生活在当今世界。不过，与全球总人口相比，这个年龄群人数仅占8%，影响甚微。

再过20年，情况将大不一样。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和人均寿命稳步增长双重作用下，到2035年，将有11亿人活过65岁，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13%，而年轻人所占比例将显著下降。

届时，各国的高龄依赖比将迅速增长。这是判断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关键指标，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者的人数与工作年龄成年人数量的比值。

2010年，全世界的老龄依赖比为16，即每16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100个25岁到64岁适龄工作者。这与1980年的水平基本持平。然而，联合国预计，到2035年，老龄依赖比将上升到26。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尤其严重。到2035年，日本的老龄依赖比约为69，显著高于2010年43的水平，德国则将从38增长至66。美国出生率相对较高，但其老龄依赖比在未来20年将激增70%，到2035年达到44。

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不高，20年后的绝对水平也不高，但相对增长显著。例如，到2035年，拉丁美洲老龄依赖比仅为27，但与目前水平(14)相比增长近一倍。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老龄依赖比也将增长近一倍，到2035年达到22。

银发浪潮来袭，唯有南亚和非洲得以幸免。目前，这两个地区人口近30亿，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到50亿。多亏南亚和非洲保有较高的出生率，20年后的世界才会有更多年轻人。即使如此，也只能减缓而非彻底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

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看来，老龄化等同于增长减速。上了年纪的人收入有限，多靠储蓄过活。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购买力明显不足，几乎不会消费汽车、房产等昂贵商品。对于宏观经济而言，这意味着储蓄减少、利率抬高、房价低迷……无一利于经济增长。

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敢于预言一个相对繁荣的老龄化社会。随着人类变得更健康、长寿，自然会工作更长时间，延长退休年龄。而所谓的老龄依赖比不过是一个人为设定的指标，假定年满65岁的人都不具备生产力。

还有一派经济学家旧事重提，搬出有“美国凯恩斯”之称的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1938年的预言：美国将经历大规模人口萎缩，导致增长乏力，引发经济“长期停滞”。该预言终因“婴儿潮”出现落空，但其理论精髓仍然经得起推敲。

汉森的主要论据在于，人口萎缩导致消费减少，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最后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如果该理论成立，那么即使延长退休年龄也无济于事。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愿多花钱，这不利于企业创新，从而将出现汉森预言的场景。同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也说，美国经济已经经历“长期停滞”。

劳动力萎缩

在出生率没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下，如果不延长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萎缩。这将造成总产量锐减，除非生产力有所提高。

依照联合国标准，假定所有劳动力在65岁退休、生产力不变，未来几年内，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减速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瑞士信贷银行经济学家艾姆伦·罗伊计算，由于劳动力萎缩，日本过去13年里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少了0.6个百分点，未来四年内每年还将损失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分别因此损失0.5和0.7个百分点。

然而，仅凭年龄组成分析劳动力未免过于草率。在大部分国家，65岁以下成年男子是劳动力骨干。如果考虑性别和退休年龄的因素，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哈佛大学三名经济学家分析43个富有国家劳动力构成发现，1965年至2005年期间，这些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延迟了6个月，而同期男性平均寿命延长了9年。

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今，65岁以上的美国人有20%仍在工作，而2000年只有13%。近半数60岁出头的德国人还在工作，而10年前同一比例仅为25%。

这一现象与各国财政状况有关。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推迟发放退休金，为债务缠身的政府争得喘息之机。近年来，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欧洲国家根据人均寿命适当延长了法定退休年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趋势益发明显。

退休年龄普遍延长，教育因素功不可没。上了年纪的人，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延迟退休。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显示，拥有高中学历、62岁到74岁之间的美国男性中，仅有32%仍在工作;而拥有专业技术学位的同龄男性中，该比例高达65%。女性亦然。60岁以上、高中教育程度的美国女性有四分之一仍在工作;而大专以上学历的同龄女性半数以上仍在工作，且逐年递增。在欧洲，这一趋势不如美国明显，但教育程度与工作时间亦成正比。

此外，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薪酬水平较高，更有动力推迟退休。平均而论，这个人群也更健康、更长寿，所以年满65岁仍然能够工作且享受因此带来的诸多乐趣。

遗憾的是，这无益于劳动力增长。年过60的劳动者，无论多么技术娴熟，其生产力仍然低于年轻劳动者。更糟的是，随着越来越多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持续工作，劳动市场上技术水平较差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在欧洲，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在美国，劳动参与率仅为63%，已经达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技术含量低的男性就业岗位损失严重。

如果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开移民政策、不鼓励更多女性投身职场，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再怎样推迟退休，也无法逆转劳动力萎缩的趋势。

政策选择

或许，打造一支精干的劳动力才是出路所在。丰富的知识可以弥补认知能力衰退;智能机器人则能替代劳动密集型工种。欧洲和美国的情况证明，如果教育程度足够高，上了年纪的劳动者甚至更具生产力。

对于那些教育水平高、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在那些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情况则非常不妙。一旦上了年纪，这些技术不过硬的劳动者将丧失大部分生产力。

计入诸如词汇量之类的认知能力因素，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重新衡量了老龄依赖比。结果发现，虽然北欧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但其依赖比远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因为北欧的老龄劳动者在认知测试中得分更高。同理，美国的老龄依赖比也优于印度。

教育和技术决定了老年人的工作时长和质量，也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数据显示，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挣取了所有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在美国，随着教育程度较高的“婴儿潮”一代年事渐高，60岁至74岁男性收入占男性总收入比例显著上升，从2000年的7.3%增至目前的12.7%。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计算显示，法国80岁老人的平均财富是50岁到59岁的1.34倍。

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重见天日，恰恰因为出现了这种他未曾设想过的局面：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工作的时间都长、生产力更强。

经济学家预见，长此以往，少数教育程度高、上了年纪的劳动者将获得收入分配中的大部分。即使他们退休后动用这笔钱养老，仍可能出现“人死了，钱没花完”的局面。

这将恶化社会分配两极化。由于教育程度高且收入不菲，一部分老年人延迟退休，占据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能力有限，他们的这笔财富最终化为大量私人储蓄，无益于增加投资、鼓励创新。

老龄化同样可能影响政府决策。随着该年龄群所占人口比例增大，老年人拥有更多投票权，产生不利于其他人群的政策影响。不少发达国家近年来出台的政策优先顾及少数富有、年长人群的利益。

例如，英国最近改革养老金提取规定，赋予老年人更多支配自由;意大利取消财产税改革，为有房产的老人“松绑”;美国大幅削减贴补年轻人和穷人预算，对政府的医疗和养老支出却鲜有动作……

结果，极有可能巩固有技术的老年人的优势。在社会分配中，这个人群将占有更大比例财富，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无论什么年龄，将进一步被排挤。教育程度低的无业青年则可能永无翻身之日，根本没机会成长为技术娴熟的年长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