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外来常住人口首现负增长

素有“人口吸泵效应”的一线城市，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繁华——街头华灯璀璨，高楼林立；路人行色匆匆、步履不停。当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人口数量依然有增无减时，上海的人口数量，却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日前，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1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同比增长0.3%，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万的外来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

       这是15年来，上海首次出现外来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谁离开了上海？

         产业结构调整首先造成一部分劳动力的迁移。以宝山为例，南大、吴淞等重点转型区域近年来转型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关停并转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的企业，集中调整了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再如浦东新区原南汇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衣厂非常多，通过近几年的产业调整，也分流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

          根据大数据咨询机构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列举的数据，上海2015年6个重点行业的工业现价总产值低于2012年，而这几乎都是产业工人最聚集的行业。比如石油和精细化工行业近三年间下降了15%、钢铁下降了26%，仅2014到2015年一年，石油和钢铁行业的总产值就分别下降了11%和20%。此外，去年上海建筑业竣工面积下降4.3%，意味着建筑工人需求量萎缩，农业产值下降12.7%，“转行”务农也不太现实。

          2014年时，上海的人口增速就已在一线城市中排名靠后。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曾增加30万人，总量突破990万人；但次年就只有约6万人的增幅，去年更下降到了981.65万人。

         除了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外地来沪人员选择离开上海。在金融国企做营销相关工作的白领周宛，一家人来到上海已有六七年。“压力比较大，很难融入环境，每天都觉得紧张。”周宛在今年年初选择了离职。她选择了去重庆，换个地方调整心态，“在火锅和3D迷幻轨道里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做舞台剧音乐设计的煜杰为上海浓郁的文化氛围而来，“但买房实在太难”，煜杰在今年选择回到了家乡武汉。

         为何选择离开？

          表示，2015年减少的15万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以外来务工人员居多，背后的原因有三：产业结构调整、违法建筑整治和群租房的整顿。

          表示，近几年上海在实行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后，低能级的制造业在萎缩，相应的企业转移出去，用工就会减少。此外，上海在拆除违法建筑，一些城中村里面存在乱搭建现象，拆除后减少了很多非法经营或者无证经营的企业，再加上整顿群租房，相应的人口随之减少。

         外来人口运动轨迹与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化脉络有比较大的相关性。陈媛媛重点研究方向是外来人口的子女就学问题，她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情况是孩子回去了，大人并没有回去。

        来自江苏宿迁，在宝山区南大路开童装店的王女士就是如此。她有一个11岁的女儿在老家上学，还有一个三岁半的儿子，也打算送回老家上学，自己留在上海继续开店。
        此外，上海生活成本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的一项生活成本调查显示，上海已经跃升亚太地区外派人员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

        人口拐点已至？

       陈媛媛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拐点。
      表示，不认为2015年是一个拐点。“减少15万人，相对于2400多万人的全市常住人口，是非常微小的波动，是最近两年来主动调控的结果，不代表上海人口发展进入了长期向下的拐点。”

       称，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幅达到66万人，对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轨道交通的拥挤、医院看病难、房价疯涨、城中村违法搭建、市中心群租等等。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被明确写进“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周海旺表示，上海从2010年开始，外来人口增速就一直在放缓。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通过实施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可以逐步使人口发展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人口调控，不单单是数量上的，还要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职业技能、劳动力供给等方方面面的需要。从长远来看，上海的人口发展将纳入法制化、市场化的轨道。”

       硬币的两面

          “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扩大，可以创造规模效益和集聚经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说，根据我们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仍能创造较大的规模效益，而且规模最大的上海规模效益也最大。长期以来，这些大城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基本上都是负增长或低增长，其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外来人口的迁移增长。这些大城市的规模效益离不开人口增长、规模扩大，其人口增长、规模扩大又主要是由外来人口的增长贡献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很强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低端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以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在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他们本来就是不断流动的，其流动性特征正好与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相吻合。
    　人口专家表示，如何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与保障劳动力来源、保持城市活力方面取得平衡，将是对城市管理者的一大挑战。